在南洋贈精衛

其一

芳草連天一色青，依依離緒滿長亭。

英雄談笑原枯骨，大地干戈盡血腥。

陳亮狂來如我哭，屈原沉後獨君醒。

此行高唱涼州曲，怕有蛟龍海底聽。

其二

大仇歷歷在心頭，破浪乘風說壯遊。

孤憤難消燕市酒，傷時卻倚仲宣樓。

西方白狄驕無比，東海黃龍蕩不收。

他日歸來君莫問，好揮鐵血挽神州。

金縷曲

君又東行矣。

任天涯、相思萬疊，從何說起。

海上蘋雲纔一見，揮手又成千里。

這離別怎生容易。

勞燕分飛誰管得，只加餐兩字、休忘記。

語未盡、情難已。

留君不得由君去，最難堪、河山如此，寸心未死。

莫灑新亭間涕淚，作態楚囚可恥。

也應有雄飛壯語。

忍死待君歸國日，看黃龍痛飲、渾間事。

一杯酒，先盡此。

緣起是看到楊治宜女士《Poetry, History, Memory》一書腳註中提到的一首《胡漢民先生文集》中的詩《在南洋贈精衛》正文中認為該詩寫於1910年。根據腳註所提供信息，找到了這兩首集外詩。

關於系年，和友討論之下認為值得商榷。(先說這完全不是正經的就是隨手筆記四處撿來的東西)

在南洋贈精衛一首確信無疑是贈汪之作，也有明确地點。

但不可能寫於1910。

按照《民國胡展堂先生漢民年譜》(下文會省略)，胡展堂1910年赴南洋(新加坡)是在三月十八日，年譜中記錄如下：

是日，展堂先生與黃興、趙聲同赴新加坡。抵新數日，遽得港電，得悉汪精衛、黃復生在北京謀刺攝政王載灃不成被捕。展堂先生曰：「精衛死矣！」與黃興、趙聲俱流涕太息。又數日，得電則云：「方嚴訊，未遽置刑闢」展堂先生料精衛終無幸，趙聲則極力慰之。展堂先生痛心良友失陷，因為詩曰：

(略) 詩不錄純手打很累，即《在星洲得港訊知精衛等失陷》(持椎復入秦)一首，收在不匱室詩鈔卷一。

錯亂參差的情緒

如系在本年，只可能是指胡展堂抵達新加坡之後，因胡展堂3月之前仍在香港。但詩中內容和同樣寫於此時的《在星洲得港訊知精衛等失陷》一首所呈現出的情緒截然不同反而與同樣集外並未標註寫給誰的《金縷曲》大致相同。

南洋、金縷兩首是明顯的送別詩、詞，並且除了離愁別緒尚有一些濃重的期待、鼓勵意味，倘系年於胡得訊汪被捕之後，未免不合常理。並且胡對汪北上刺秦的想法都持不支持態度，遑論鼓勵。

北上送別的可能性

此詩雖有送別之意，卻不可能是指送汪北上。除過胡對汪犧牲自己性命激發革命信心的刺殺行為持否定態度，時間上也無可能。

汪的年譜目前只有張次溪所編的《汪精衛先生年譜》，但張譜在刺殺前一年的記述中並沒有說明汪從何地何時北上，所以關於北上有兩種說法，一是從香港出發，二是從東京出發。按照託管會一篇文章，汪、黃、喻、陳四人應是分開入京，

汪精衛於十二月獨自帶了第二批炸藥由東京進入北京。

既然是由東京進入北京，除暗殺小組留在東京的曾醒、方君瑛，同盟會諸君絕無刺殺前送行可能，而此時的胡展堂尚在香港。(關於由東京進入北京後文還有證據)

雖然南洋一首中的「燕市」之語，非常容易讓人混淆，認為是汪赴北京刺殺前後胡展堂所贈，但其實「燕市」兩字不能成為此詩寫於送汪北上的證據。

汪最早萌生刺殺想法在1908年，河口之役失败之后。

張叔儔在《胡漢民先生外傳》之二中提到「汪鑒於河口及各地起義之失敗，遂啟個人向清政府要員暗殺之決心，胡對汪曾屢加規止，並有長函，力言暗殺之無濟。」

《胡展堂先生年譜》中也有同樣說法。

真正可能的時間和金縷曲贈精衛

金縷曲詩題中無時間地點人物，是否贈汪有些成迷，但不影響我認為這首是金縷曲·贈精衛^^ (就要造謠除非黨史館拿出確切手稿推翻^^)

有這個前提再看金縷曲內容。這首雖詩題不清但內容很豐滿。

「東行」和「歸國」明顯告知，被送行者此行並非國內，且目的地方位在東。

根據《胡展堂先生年譜》，金縷曲的時間很好定位。

1909年5月11日，胡展堂到港，10月，同盟會南方支部成立於香港跑馬地黃泥湧四號，胡展堂任支部長，汪任書記(以暗殺事推辭)。

年譜中並未提到汪此時是否在港，而是繼續述及胡展堂本年的活動，在「十月二十二日，自香港致函吳敬恒，商《民報》在東京續刊事，冀以轉移汪精衛之暗殺計劃」條下聲稱汪由南洋入東京：

本年汪精衛由南洋至東京，擬潛入國內進行暗殺計劃，展堂先生勸阻無效，因此打算要汪在東京續刊《民報》作為牽制，冀以轉移汪的暗殺計劃。

根據口述历史丛书64，《莫纪彭先生访问纪录》第141-142頁，同盟會南方支部成立時，汪本人是在香港的，甚至見證了南方支部的成立。(莫紀彭為南方支部籌餉組成員之一。)

當然可以理解這畢竟是胡展堂的年譜，涉及汪的地方雖語焉不詳，但能夠說明汪並非由港北上，而是有一趟東京之行。

至於具體到東京的日期當在10月底，本年黃興亦在東京邀請汪東來任民報編輯。 陶成章致某君函(是我忘了是誰不是真的某君)中也有記錄「精衛亦來與克公同寓(克即黃興)」

合理推測汪於胡展堂致函吳稚暉時就已東行。

除此之外，汪在東京重新續刊《民報》一事還見於《革命文獻》第二輯中國同盟會史料「民報出版之經過」(總155)「汪季新秘密出版民報」(總224)條。

但胡展堂計策無效，《民報》復刊之日，汪已不在東京，仍去北京行暗殺事。莫紀彭口述中對此有記述：

《民報》復版之後題名汪為總編輯，而汪已與陳璧君去做暗殺……支部宣傳林時塽一手經辦也。

另外張之洞卒於1909年10月4日，《民報》1910年元旦出版的第25期中尚刊有一篇精衛的時評《張之洞死》。足以說明汪行暗殺之事前確實在東京籌備了《民報》的續刊並撰寫了25、26兩期的稿件。

汪《革命之決心》則用筆名「守約」發表在復版後的《民報》第26期上。

繼續說回金縷曲時間，胡展堂自1909年5月來港到1910年3月離港赴新加坡，期間並無南洋活動，一直居留在南方支部，金縷曲最有可能寫於1909年汪赴東京之時，也正因為胡展堂認為汪此行目的是去復刊民報，所以詞中才有期待鼓勵之意。

金縷曲時間可以確定，但是否贈精衛不能確定，所以時間的確定都是偽解答。

南洋可以確定贈精衛，但時間不能確定。

如與金縷曲寫於同一時間，詩題中的南洋就無法解釋，除非詩題有誤或是1909年胡展堂任支部長後有一次短暫的南洋之行，並且同時汪也有一次南洋之行，並由南洋赴東京，這種可能當然不是全無，但已經四處撿累了(已失憶jpg)。

而1909年底汪的行蹤，有各執一詞的兩種說法：

1.由港北上

見馮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第236頁，「汪僅任書記三月即離港北上」，完全忽略東行復刊《民報》之事。

2.由南洋赴東京

《胡展堂先生年譜》第102頁

《辛亥革命史事長編》第六冊第311頁，但所系日期似乎有誤，書引黃興《致巴黎新世紀社書兩件》稱汪精衛於10月25日接手民報，但黃興書信中所說「二十五號」是指《民報》復刊期數，不知該10月25的日期如何得來。

……

這一說法倒是沒有忽略《民報》復刊事，但又隱隱暗示汪沒有到過香港同盟會南方支部。

另張次溪《汪精衛先生年譜》中有這樣的記述：「先生經營暗殺事，歷時一年餘，往返日本香港兩次。」並未提到南洋。

最後，南洋詩如與金縷曲並非同一時期作品，即使詩的內容看起來是知曉汪蓄暗殺之意后的送行……就只能牽強附會到1908-1909年之間的南洋某次送行。

根據《孫中山年譜長編》，1908年汪胡在南洋部分行蹤如下：

442頁，套娃，《中國國民黨二十年史跡》第22頁：

民國前五年十月初四日(10/28)，總理攜胡漢民汪精衛黃隆生，由新加坡抵蓉(芙蓉)，寓於礦務會館，該埠華僑，漸有傾向革命之勢，請汪胡二君到戲園演說民族主義，聽者逾千人。

443頁，再套娃，《中國國民黨二十年史跡》第23頁，致鄧澤如函：

後日，精衛隆生搭船赴仰光，弟與漢民亦擬於後日搭船回新加坡。

去仰光到底什麼時間，繼續套娃，《中國國民黨二十年史跡》第24-25頁，致鄧澤如函：

精衛、隆生已於八號由庇能(檳城)往仰光。還有彩蛋：「聞該處會黨私鬥頗烈，惟粵人皆渴望精衛到彼，想運動自是易事。」

這裏的八號當然是陰曆，換算到陽曆是1908年11月1日。

好了我覺得勉強破案了，就把南洋詩系在1908年11月1日吧，也坐船了，對不起這是真造謠了詩的內容完全不是！！ ……蒽，已隨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