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內容摘自《京話》，1999年上海書店出版社。《京話》原以連載形式刊於《論語》半月刊，作者姚穎（關於作者真實身份可參考上海書店出版的單行本京話書前的出版說明），內容多涉30年代的南京與國府諸君，故名京話；後半本《新京話》，作者老芝，內容為1946年重慶政府還都南京後社會世相。
实业部有参事陈君，时人以其部长亦姓陈，特为一联取笑云：
陈参事参陈事真正参陈事不是陈参事
语意双关，一时颇难属对，近有人借用张汉卿君情事作下联云：
张学良学张良如果学张良谁骂张学良，于批评之中尚寓助勉之意。
某院长与某要人商要公，见公文中有“理合钞呈”字样，某要人曰：““钞’字错了，当从提手。”某院长曰：“手旁是俗写，金旁才是正写。”某委员长云：“其实不对，因为没手怎样去抄?”
某院长不悦，然又无辞可驳，乃忿忿然曰：“那末，“纪录’二字，并未从手旁，然而当纪录的，一样的用手写，这又怎样说法?”
第十五期(1933年4月16日)
六月五日，中央党部纪念周，汪精卫先生报告中日问题，极能尽取譬之能事。对于河北停战协定与东北四省之关系，他说：“譬如有一个人，住着一间房子，硬被别人占去了，和他讲理不听，和他打架反被他打出大门，摔到街心，身负重伤，动弹不得，暂时躺在街心，这自然是倒霉极了。但这个人并没有承认将这房子让与他，尤其将房产契据交给他。”对于中国请国联主持公道,日本舆论横加诬蔑，则解答之：“日本以为中国还是沿用以夷制夷的老法子，这是绝大的误会。中国如果无端挑拨各国，加危害于日本，自然是中国不对。然事实并不如此，乃日本加害于中国，例如一个人被危害的时候，不能禁其不呼救。”这两个臂喻，真是恰当极了，我们自然相信汪先生的话是不错的。只是我不解的：第一，幼时闻一故事，某宅宝匣被盗，主人夫妇焦灼万状，其子笑日：“无关紧要，钥匙尚在家也。”一时传为笑话，不知此故事何以可笑?第二,某乡妇途遇疯犬，被其咬伤，乡妇哭丧着脸，质问疯犬：“我未尝惹你，你为何咬我?”路人闻之群谓其愚，不知其愚何在?
近来南京因为重划党区,区分部、区党部执监委员均全改选，同时六月十日是原定为全国临时代表大会现改为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代表之期，于是南京的党务骤然紧张起来,而旅馆业及菜馆业亦因此而生意兴隆。所以有人说，如果常常选举，亦为推进党务及繁荣市面之一法。
吴稚晖在中央大学讲演,大意说六十岁以上的老头子应该枪毙，因为中日之战时，汪、蒋两先生均不到十岁云。关于亡国之责任，一向是你诿我推，吴先生总算是朴直可喜，不愧自命刘姥姥。不过吴先生还是不彻底，六十岁的界限也太广，恐怕未见得个个肯愿意枪毙罢。还有一层，吴先生也未能深谋远虑，国府主席的标准，不是要年高德劭吗?如果六十岁以上的人都枪毙了，有谁来作主席？纵谓不得已而思其次，然而六十以下的大都血气方刚，你不怕他们因争主席而打架吗?
第二十期(1933年7月1日)
近来，南京常演着喜剧和悲剧。
汪院长两赴庐山，多伦城再度失陷，虽也是喜剧和悲剧，然而事既关乎全国性，复涉及政治，稍越“京话”范围，不必说。我现在所要说的，喜剧方面，是国府内院，谭墓阶前，莲花竞并蒂；悲剧方面，是中山陵内，新街口旁，哭声频相传。
第二十四期(1933年9月1日)
八月二十八日，汪精卫先生在行政院纪念周报告外交方针问题，指摘数人对外交的误解云：“我曾听见人说，我们练好三于架飞机，定能报仇，这真是废话。”又云：“如今有些人说什么亲甲派,又有些人说亲乙派，其为废话，较前尤甚。”汪先生叙述这般废话后，特为申述云，“须知我们目前所处的地位，如大病临危，除了对症下药之外，一切饮食只能清淡，若骤然滋补，不但无益病体，反致促其死亡。”有人说，汪先生这段申述，似亦近于废话，其然，岂其然软？我于此谨作介绍，未敢批评，盖冀免于废话之讯也耳。
第二十五期(1933年9月16日)
使人欢欣鼓舞的，是党国要人们已经精诚团结了!“精诚团结”一语起源何时，我无暇作考据工夫，就我的直觉揣想，大约自有国民党以来，就有这一句话罢!然而党是一天一天的发展，“精诚团结”确未能随党以俱进，只害得重情感的朋友们暗暗流泪，直至上月，经亨颐先生尚大讲其精诚团结之词。可惜经先生的演说，稍为讲早了一刻，若到中秋来说，岂不是上应天时，下洽人事吗?有人说，科学家讨论事理，最切要的是拿出证据来，你说了这许多，试问精诚团结的证据在那里?我敬谨答日：在纸上，在京沪一带的报纸上。不信，请看林焕廷先生追悼会启事，发起人为林森、蒋中正、胡汉民、汪精卫、孙科等，朋友，我虽未能将发起人—一题名，但是若问精诚与团结，可从“等“字作文章。——好一个“等”字，若用外国文字写起来，第一个字母一定是大写，我想。
第二十七期(1933年10月16日)
（全国运动会）旋由王世杰致开会词，褚民谊报告筹备经过，林森、汪精卫、孙料、邵完冲先后演说，蒋中正亦有一电致贺。汪氏声音洪亮，态度：激昂，且立意新颖，故为听众所注目。当讲至警策处，如云：“今天，:有东三省的选手在，有哈尔滨的选手在，有热河的选手在，我们看见还是悲痛呀，还是欢喜?”“诸位选手的使命,不在锦标， 而在振起全民族的精神。”“我们要使中国，由一个绵羊，变为一只老虎。”使得在座的日本来宾，均为之面面相觑,留心细听。
第二十八期(1933年11月1日)
惟王君仍有未能释然者，彼云，恭贺新禧未尝不可，但满洲有所谓傀儡政府，福建又有政府，而胡汉民与西南各中委又尚未能齐集中央，奈何!予曰：不然。张继等业已南下,中央军亦经调集浙边。满洲问题，因牵涉较大，故解决较难，然而不久的将来，或者将来的不久，以上一切问题，或均有一解决希望。旧联有云：“松，竹，梅，岁寒三友；桃，李,杏，春风一家。”此非解决以上各问题之预兆乎?谓予不信，请将旧联改易数字，即可见其妙处矣。
蒋、胡、汪,本属三友；
华、闽、满，还是一家。
第三十二期(1934年1月1日)
汪精卫先生在行政院纪念周讲演《生产建设》，列举三点，希望大家努力实行，其结论有警句云：“幸毋以生产建设为口号，作报章刊物之点缀品，希望诸位能彻底明了，努力苦干。”有人说，这是汪先生的自励语。又有人说，不，明明说“希望诸位”，这大约系对各部会长官之勉励。但又有人说，不，这个“诸位”，不是指各部会长官，而是指一般职员,因为各部会长官，岂有不知生产建设重要之理?然更有人说，不，这不是指一般职员，因为他们负不了这大的责任，这一定指的是全体国民。我想，有汪先生在，不比作《四书集注》，要慢慢去揣测，不过，“以生产建设为口号，作报章刊物之点缀品”，这敢说，是一般编撰报章刊物的人们所不敢为的。
第三十七期(1934年3月16日)
自杭州北平发现所谓摩登破坏团后，南京亦闻风兴起，乃正发表宣言大施手段之际,行政院汪院长认为“此种举动，幼稚鲁莽，足以始笑天下。若任令此辈藉端横行，既侵犯人民身体财产之自由保障，复摧折新兴工业之萌芽，实为法纪所不容!”且更申其说曰：“今日陆海空军人皆衣制服, 亦即所谓西装，在此辈眼光中当亦在破坏之列，岂非欲陆海空军人亦服长袍大褂以临行阵乎?”因此之故，特令有维持公安之责者，切实防范，并严加究治。果然电令-一发，风平浪静，虽建康路正大五金号，仍不免于投掷炸弹，然一则为锄奸团，一则为破坏团，未可混而为一也。或日此种行为，虽有褊激，要亦发端于爱国之一念，纵欲禁止，一有司之贵耳。汪先生以行政院长之尊，严厉过问，岂不虞有“扶得东来西又倒”之流弊乎?余日：是所谓明察秋毫也，继起而保障者,或将为言论自由乎?
行政院通过国府特派大员巡视规程，监察院认为侵越监察职权及违反立法原则，呈请国府解释，汪院长则认为并不冲突，监察院某委员又从而驳诘之。连日各报登载双方谈话,你来我往，针锋相对，隐与当年人生观论战相仿佛。我们老百姓对于他们这样责善，非常赞成，但也希望他们不要一旦红了脸，丧了和气!尤其希望的，不管将来特派大员出巡也好，监察委员出巡也好，总之，如《中央日报》社论所说，要“认识使命的重大，走马看花不是巡视，酬酢一番报销旅费不是巡视，刘览风景凭吊古迹更不是巡视”啊!静的政治我们已看得多了，今后我们又看看动的政治怎样?
第四十期(1934年5月1日)
酝酿已久的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已经开幕而且闭幕了!我总算是个关心国事的人，所以对于开幕日那天的晚报，我特别留意看。谁知不着犹可，一看使我惊讶非常,因为我们行政院长汪院长的训词，也被开了“天窗”了!我当时非常着急，分询各友，均不得要领，一直等待第二天早上看了各日报所载汪院长的演说全稿，才将此心放下!原来汪院长说：“我中国自古以农立国，为政者只要做到‘政简刑清，轻徭薄赋’八个字，取于民的要少，而替百姓做事亦不必多。自从中外交通以后，局势大变,各国的农工商业高度发达，激烈竞争,中国在这国际环境中，取于民、用于民的都非以前可比!试观军事上造一炮舰，即须军费数千万、数万万，我们如果还用“政简刑清、轻徭薄赋”八个字做标准，我们国家也就不能存在了!”我觉着这几句话也倒是真情，为什么前夜的晚报必须检去?其实，经汪院长一提醒，大家也就明了多了!确实的，“我们如果还用‘政简刑清’、‘轻徭薄赋”八个字做标准，我们国家也就不能存在了!”不过，同时国民政府的代表邓家彦先生演说，又引了孟子的一段古话：“桀约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患勿施尔也。”这又不知说些什么?我又弄得有些模糊!所幸这次会议，苛捐杂税的标准定了，废除苛捐杂税的日期定了，总算差强人意!且看事实上的表现罢!
第四十三期(1934年6月16日）
《新京话》 我的妻子最爱和人攀谈。有一天，她在理发店理发，问理发师说：“汪精卫对老百姓好不好?”理发师说：“很好。日本人要抽丁，汪主席不赞成。”另一天，她在一家店里购买食物，店伙们在谈天，她问他们：“日本人在这里的时候怎样?”一位店伙笑一笑：“太太，比现在糟得好点。”
（老芝）
第一百十八期(1946年12月1日)
建都论的五花八门更有甚于国体之争。徐悲鸿先生在北平寄语：“不主张建都北平说，不要玷污了北平的于净土地。”艺术家的见解毕竟超人一等。仇亦山先生却主张把国都建在极苦的地方，也真是正本清源之论。南京有夫子庙，依徐先生的见解是最宜建都的一块地方，但仇先生却一定不以为然。至于南京市民却反正都一样，下关的冰天雪地和夫子庙的花天酒地都不会以建不建都为转移的。不过，前些时参加竞选的“好市民”们却力争定都南京。于是，河北代表李荷向这些“好市民”们开炮了，他说：“南京是汪精卫的首都。”于是，建都论争一变而成为“闲话扬州”式的枝节问题，在互动感情的情势之下，“好市民”们竟主张将李荷枪决在中山先生的陵墓前了。
汪精卫早死了，据说连梅花山的墓地都早被人铲平了，南京是不是汪精卫的首都，已没有人证、物证。不过，还可以问南京的老百姓们，老百姓们说：““汪主席’很好。日本人要抽丁，‘汪主席’不赞成。”哎，哎，话叫我怎样说呢? （老芝）
第一百二十期(1947年1月1日)